相聚中南海。左起:劉松林、楊茂之、毛澤東、張少林、毛岸青、邵華
監獄里的童年
我母親參加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后來在董必武、陳潭秋,還有惲代英這幾位老師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愛情的伴侶,生了一個女兒,就是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劉思齊,后來改名劉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我姐姐的父親和我母親被捕入獄,我母親沒承認是共產黨員,后來被營救,而我姐姐的父親就被殺了。
以后好幾年我母親都在上海做地下黨的工作,后來1937年組織安排她回延安,我母親和我的親生父親陳振亞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認識的。
一路上他對我母親和姐姐非常照顧,后來他們就相愛結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當時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雙雙平安,就給我取了個乳名——安安。
后來我母親對我爸爸說:“咱們改改傳統吧,讓安安隨母姓,怎么樣?”我爸爸說:“姓名不過是個符號,安安姓陳,或姓張,都是我陳振亞的女兒!就姓張吧,取名少華。”
我父親在長征中負傷后,當時中央軍委決定,我父親和其他幾個同志一起,經過新疆到蘇聯去休養、學習。結果這次新疆之行,卻成了我童年最為痛苦的回憶……
我父親是在正式被抓到監獄之前,被殺害的。所以我和我姐姐第二次又失去了父親。我母親就帶著我和我姐姐,還有在監獄里出生的妹妹又坐了4年的牢,一直到國共的重慶談判。
我小的時候在監獄里真是苦不堪言啊,沒有學習,沒有自由,吃不飽穿不暖,冬天又凍又餓,夏天又被蚊子咬,平時都是吃的沙子饅頭……
有一次敵人為了分化我們,準備將一部分阿姨關到別的地方去,他們的皮鞭、棍棒打在阿姨們的頭上,我們沒有一個人退縮,把手指能及的所有石子、斷棍、鞋子,擲向敵人,皮鞭聲、咒罵聲、抗議聲、孩子們的哭喊聲響成一片……
那次我媽媽和別的阿姨們被抓走后,我們20多個大小不一的孩子們也和大人一起參與了絕食。到了晚上10點左右,已經有兩頓沒有吃飯的小弟弟、小妹妹,看著面前的面條不能吃,自己的媽媽又找不到,已經餓得受不了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再也堅持不住了,一個一個地哭了起來。20多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在牢房里回蕩……后來,我們終于取得了勝利,被抓走的媽媽和阿姨們回來了……
1946年從新疆回來,張文秋和孩子、戰友合影
“三毛”的漂泊生活
岸青的童年也是很苦的。母親楊開慧犧牲后,毛澤東委托弟弟毛澤民將岸英、岸青、岸龍三個孩子送到上海,進入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開辦的大同幼稚園。當時,毛岸英9歲,岸青8歲,岸龍4歲。后來,這個幼稚園由于國民黨的種種迫害,最終被解散。那些孩子們也就被疏散了,他們當時被疏散到一個叫董牧師的地下黨員家里。最后由于種種原因,岸英和岸青離開了董牧師家,到街上去流浪。
開慧媽媽和毛主席原來有三個孩子——岸青、岸英和岸龍。在大同幼稚園的時候,岸龍得病死了,這事岸英、岸青都給我講過的。兄弟兩個人當時發現弟弟的床空了,就問阿姨弟弟去哪了,她們說病了,送醫院了,后來就再也沒有回來。因為那個時候岸英也才8歲,最多9歲,岸青呢也才7歲。但是解放以后,賀怡同志還有主席身邊的同志都調查過,尋找這個孩子,有很多在大同幼稚園工作的地下黨的阿姨們還健在,最后證實岸龍得了中毒性痢疾,因為他又瘦又小,到醫院里沒有搶救過來,所以就夭折了。這是被我們家庭、主席認可的情況。
岸英、岸青兄弟倆雖然活了下來,但是特別悲慘,他們在上海灘流浪,受的苦真是難以言說……我印象最深的是岸英哥哥給我講過,他們過的那種生活就跟《三毛流浪記》中三毛的漂泊生活一樣,岸英哥哥說我除了沒給資本家去做干兒子,其他的生活跟三毛是一樣的。去給人家幫工啊,挨打啊,就算是去賣報,那些報童里面還有他們的小頭頭,也還有他們后面的老板,賣了報要分多少錢給人家,給你一點點的賣報錢。撿煙頭等也都是這樣。最后地下黨找到了他們,通過李渡將軍把他們帶到了法國,后來又去了蘇聯。所以我覺得他們在上海非常悲慘、非常凄涼,沒有得到一點點愛護,得到父母的一點點憐愛。
楊開 慧犧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兄弟化名楊永福、楊永壽、楊永泰,于1931年初由叔叔毛澤民安排進上海大同幼稚園。圖為毛岸英(二排左一)、毛岸青(二排右一)、毛岸龍(二排右二)在大同幼稚園合影。
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是惦記自己的兒子們的,只是,五次反“圍剿”以后被迫長征,他哪顧得上還想著自己的兒女,還去尋找自己的兒女。那時候他一心一意為革命。
岸英他們何嘗不想去找他們的爸爸,但是在那種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那報紙上公開登著啊,懸賞多少大洋,要殺頭的啊,他們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說出來能有命嗎?
毛主席:最偉大的人、最親切的人
我出監獄的時候8歲,是孩子們之中比較大的一個,還有一些是比我小1歲、2歲、3歲,甚至小4歲的,監獄不是4年嗎,都是這樣的小弟弟小妹妹。我們被歡迎的人抱著,手牽手回到了延安。
我一直知道延安是我們的老家,接近延安城的時候,我們一看漫山遍野的人都迎接到十里鋪、二十里鋪,大人孩子都非常激動,心里蕩漾著一種幸福的感覺。車上已經有人禁不住流出了眼淚,媽媽也哭了。
后來知道主席要接見我們的時候,我們特別高興,特別興奮,淚流滿面。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覺得這雙手是那么溫暖,那么巨大,我感到心里熱乎乎的。我就又跑到隊尾,有些大孩子看著我往后,也跟著我往后跑排在隊尾。當時場面特別感人,那時候我們就把主席看成是心目中最偉大的人、最親切的人。
我后來再見到毛主席的時候,就是岸英哥哥和我姐姐到中南?赐飨臅r候,那時我就跟著他們,每一次他們去我都要纏著他們,所以岸英哥哥就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拖尾巴蟲”。
當時去看主席的時候,我覺得很幸福,因為在我心目中,主席是非常崇高、非常偉大的,但是我也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慈祥的人。我意識到,我和主席見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應該把它留下來。用什么方式留下來呢,所以我就想到照相機。后來,在主席的“約法三章”下,我拿著岸英哥哥從蘇聯帶回來的一架老式相機,給毛主席照相。
后來我跟主席有一張合影叫“怒發沖冠”,是我姐姐拍的,她也不太會取景選景,拍照時正好有一盆蘭花在我的頭后面,蘭花就和我的頭發融合在一起,頭發就全變成翹起來的了,毛主席笑著將之命名為“怒發沖冠”。
邵華與毛主席合影。背景是蘭花,毛主席笑著將之命名為“怒發沖冠”
我拍了很多,但是絕大部分都是廢片。為什么呢?因為那時候都不是全自動的,從光圈到速度,都要自己定,還有焦距也需要自己定,全是手動的,經驗很豐富的行,像我這樣一個孩子,又沒有人教,只是盲目的,從沖出照片的感覺上也是。你再想,又不讓我把照片拿到外面去洗,那就等于是主席逼著我學暗房。所以我就回到家里來,把衛生間的窗戶堵上,把電燈泡換上紅燈泡,然后就向會洗照片的叔叔阿姨學習,配洗影藥啊,定影藥粉,回來自己沖,自己洗,對我來說,難度就相當大,回過頭看,當然也留下來一些比較珍貴的片子。如果當時手上有傻瓜相機,我就會留下更多珍貴的照片。
“毛伯伯,我也想上學!”
那是在解放初,有一次我看見主席對我姐姐和岸英的工作、學習問得很詳細,很關愛的,我在旁邊很羨慕,不由得說了一句,毛伯伯,我也想上學。當時毛主席很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說,孩子,你還沒有上學嗎?我說沒有,我一直跟著我母親轉戰,沒有機會讀書。主席就說,那好吧,孩子,這件事由我來辦。哎呀,當時我聽了特別感動,因為我母親工作忙,她根本還沒有考慮到怎么樣安排我和妹妹去上學。
后來沒過兩天,主席的秘書葉子龍同志就交給我一封信,說你拿著這封信到育英小學去報到。你去找韓校長,他就會安排你學習的。哎喲,當時我激動得不得了,就把這封信捧在胸前,直接跑到學校去。后來找到韓校長,韓校長看了信以后,說,根據你的學習情況,應該上一年級,但你的歲數比同齡的孩子大,你就插班吧,其他落下的功課由老師來給你補上,你自己好好學,所以我當時就直接插到了三年級。
邵華、少林姐妹倆與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中學的時候,有一次期末考試,我拿著成績去給主席看,因為當時我的學習成績,用現在的話說是滿堂紅,都是滿分,只有一門體育,是用黑筆寫的良。我當時想成績這么好,主席一定夸我,沒想到主席看了一看,沉思了一會兒,說是每門功課都學到五分固然好,但是這樣是不專的。他說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精力平均分配到每一門功課上去,你就必然有所得有所失,所以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一門、兩門你最喜歡的功課上來,對它進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多問一些為什么,你才能抓住這門功課的實質,研究得更深更透一些。
我聽了主席的話以后,覺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我就專攻一門到兩門。我比較喜歡音樂,另外我更喜歡的是寫作文,喜歡語文課,所以后來我更多地把時間用在語文上,用在寫文章上。在中學的時候,我的文章在班里是比較好的。我對文學的興趣越來越大,后來考大學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北大中文系。
有一次我去看主席,談到英國小說《簡愛》。當時我看小說都看得癡迷了。后來我也覺得對《簡·愛》有些地方我說得太過了,給主席講,主席就笑了笑。后來又過了一段時間,再去看主席的時候,我發現《簡·愛》這本書就扣在他的桌子上。
我覺得主席這么做也是出于一位父親的心理。也想看看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關心一個青年人的思想動態問題。曾經有些人講主席根本沒有讀過外國著作,我說那純屬偏見,是對主席不了解的人。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主席就說要看《茶花女》,他找不到這本書,就托我姐姐,后來我姐姐想辦法到她的一個朋友那兒借到了一本。過了一段時間主席就把這本書又還給了我姐姐,我姐姐拿到這本書以后,順手翻開一看里頭圈圈點點,甚至還有眉批,把我姐姐嚇壞了。她就覺得我從人家那兒借來的,幾乎是一本新的書,現在被主席都看成這個樣子了,我怎么還給人家。所以后來我姐姐給我講,她把這本書還給人家的時候,說了一句,這本書我已經看完了,還給你,然后扭頭就跑了。
將感情深深藏在心中
毛主席是一個感情非常充實的人,是一個非常有感情的人,但他將感情深深藏在心中,不輕易地流露。你看岸英哥哥犧牲的時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我那時候還小,也不太了解,后來就從他對我姐姐的關懷、體貼這一方面來講,我是很能體會他的感受。
岸英哥哥犧牲之后,主席因為我姐姐還在學習,怕她經不起這樣痛苦沉重的打擊,所以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整整三年他都沒有告訴我姐姐。
這三年中,我姐姐還經常去看主席,F在回過頭來想,我覺得我姐姐去看他的時候,他知道兒子已經犧牲了,可是兒媳婦還不知道,在他面前喜笑顏開的時候,他也不得不裝出一副平常的樣子,那時候他心中埋藏的痛苦有多深!我姐姐每次去看主席,對他來說都應該是一次心靈的創傷。他看到我姐姐,能不想到岸英嗎?但是他又不能流露啊。
毛主席與劉思齊、毛岸英在一起
他怕她經受不起打擊,他覺得越晚知道一天,就越多一天的幸福和歡樂。早知道一天,她就會多一天痛苦和悲哀。
這事情瞞了三年。后來當我姐姐知道消息去問他的時候,去證實的時候,我姐姐哭得昏了過去。等了三年了,因為她老得不到他的消息,最后產生了疑問,所以也有預感了。甚至在這之前,兩年之后,我媽媽也知道了消息,但是當我媽媽知道主席沒告訴我姐姐的時候,我媽媽也瞞著我姐姐。
我媽體諒主席的心情,這些老人們對子女的愛護有他們不同的方式。他們覺得把這種不幸的消息過早地告訴自己的孩子,對他們來說精神上的負荷和打擊太沉重了,所以能瞞她就瞞著,我是這樣理解他們的心情的。
到最后瞞不下去了,不得不證實這個消息。她證實這個消息的時候,電影上也表現過,我姐姐就哭,痛不欲生,旁邊的同志就說,思齊你別哭了,摸摸你爸爸的手都冰涼了,我姐姐才哭著離開他的辦公室,跑出去,病了一場。
就在這種情況下,主席對我姐姐說,你雖然不是我的兒媳婦了,但你是我親愛的大女兒。因為我姐姐的歲數比李敏、李訥歲數都大。本來是他們的嫂子,但是哥哥犧牲以后呢,主席就說你仍然是我的女兒,是我的大女兒。
“岸英犧牲在朝鮮,就讓他留在朝鮮吧!”
從岸英哥哥1950年犧牲一直到60年代初的10年中間,從我姐姐1953年知道岸英犧牲到再婚,這中間有八九年時間,她一直沒有找朋友。后來主席就問我,你姐姐為什么不找朋友,不再談戀愛?意思就是你去問問你姐姐。我姐姐說,我活著沒見人,死了沒見尸,說我連岸英葬在朝鮮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都沒給他掃過一次墓,你說我能夠再找別人嗎?哎呀,我當時聽了這句話,我的心這樣一縮。
所以后來我見到主席就給他說了,這個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主席的眼淚,他也哭了……
后來沒過幾天,我們接到中南海辦公廳的通知,一個秘書陪著姐姐,我跟著,一起去給岸英哥哥掃墓。得到這個消息以后,我們當時又悲又喜。
那一天的情景,我記得相當清楚。車到了陵墓,那個墓很高,在半山腰上,我們看見“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陵園”幾個字,就忍不住淚流滿面。當我們走上一層層的臺階,到陵墓跟前的時候,才知道那個地方已埋了130多人了。中間前面的一個陵墓是岸英哥哥的,最早的時候只有一塊碑,寫著“毛岸英同志之墓”。我們悲痛欲絕,我和我姐姐獻了一個花圈。我姐姐掏出一個手絹,在陵墓旁邊包了一把土,放在懷里。
邵華陪思齊去給毛岸英掃墓
我姐姐回來以后大病了一場,在北京醫院住了兩三個月的院。主席在她住院期間給她寫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這樣的,我的大女兒,你要放寬心,我讓你去了朝鮮一趟,差點要了你的小命。意思是勸她振奮起來,一定要把身體養好。后來我姐姐出院以后,主席勸她,說你的心愿總算了了吧,可以考慮下一步了吧!所以朋友們都很熱情地給她介紹對象。就這樣,我姐姐和我現在的姐夫終于走到了一起,他們的關系比較成熟,主席很關心這件事情,還想辦法把我現在這個姐夫的檔案調過去,他自己看,一看才知道他也是農民家的一個子女,一個農民家的兒子成長為飛行員,也在蘇聯學習過,有一定的文化素質,組織上評價也不錯。
抗美援朝勝利以后,即1953年之后,當時有一小部分烈士的骨灰回國了,主席何嘗不想把兒子的骨灰遷回來。他怎么能不想呢?從親情方面來說,尤其岸英是他最疼愛的一個兒子,你想埋在異國他鄉,親人總不能經常去掃墓,是不是?我們10年去一次,不容易。何況每家每戶到了清明節的時候倍思親,家家哪一年不去給親人掃墓呢?但是在異國他鄉,這一點就做不到了。
當時提出把骨灰遷回來的時候,主席長嘆了一口氣,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岸英犧牲在朝鮮,就讓他留在朝鮮吧!
后來聽志愿軍總部的一些人講,由于主席的帶頭示范作用,這一次抗美援朝戰爭雖然我們犧牲了很多志愿軍烈士,但是在處理志愿軍烈士的后事上,這次是最順利的。因為很多家屬原來提議要把親人遷回來,但是由于主席的示范作用,好多人全都不提了,F在我們去朝鮮訪問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很多志愿軍烈士陵園在那里,毛岸英和133位犧牲的志愿軍戰士,被埋葬在位于朝鮮檜倉郡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陵園。
“我和岸青一起回到了父親身邊”
岸英犧牲后,岸青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在悲痛里。岸英對岸青是非常疼愛和照顧的,雖然他只比岸青大一歲,我覺得他還是挑起了一份父親、母親對岸青的關愛之情,所以他們兄弟倆手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后來岸英去抗美援朝的時候,他在臨行的前夜到了我們家,去看望我母親。道別的時候,他也囑咐我母親,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岸青,怕他沒有人照顧,怕沒有人在生活上給予他關懷。因為他知道父親工作很忙,國家大事那么多,所以岸青生活上的事情,他就拜托我母親來照顧他。
因為他去抗美援朝是保密的,所以他說這些話我母親當時還覺得比較奇怪。岸英和我姐姐結婚以后,岸青幾乎每周都一塊來,岸青生活上的一些縫縫補補、洗洗涮涮啊,都是我母親幫著做,另外岸青是在蘇聯長大的,喜歡喝牛奶啊,喜歡吃面包啊,那時候也是薪金生活,又沒有多少錢,我母親就常常用自己的零用錢貼補岸青,照顧他,把岸青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只要岸青到我們家里來,我母親就會專門給他做一兩道菜,所以我和岸青從小就認識。
我和岸青結婚是在大連,結婚的時候我媽媽、主席他們都沒有到場。后來我和岸青一起回到北京看望爸爸的時候,爸爸那天特別高興,把我們都叫到中南海,所以那一天,我姐姐、新的姐夫,再加上我妹妹,我和岸青,我們幾個人都聚在了一起。
毛岸青和邵華兩情相悅
我們都高高興興去了,我還帶著相機,準備自己照相。那天去了以后,父親容光煥發,看見我們都來了,笑呵呵的,和每個人握手。這時我看見從屏風后面走出來一個人,一看,是呂厚明,哎喲,我們高興死了。因為平常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候,身邊很少有攝影記者,尤其是在他書房里啊,在會客室里,都是父子之間,哪需要攝影記者,而今天爸爸特意想到了,因為平常老看著我拿著相機照啊照啊。
我一看攝影師來了,特別高興。攝影師給我們照了合影后,我姐姐和姐夫、我、岸青和主席又照了,然后我們每個人又單獨和主席照。主席不厭其煩地跟我們照,照完了還說,照片洗出來別忘了給他們。
1962年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了父親身邊,把家安在北京的西郊。1970年,我們的兒子毛新宇出生,岸青視兒子如掌上明珠。
“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
1930年11月,楊開慧犧牲,犧牲時只有29歲。主席曾經給別人寫過,“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他對我們說是用白話說的。開慧媽媽那時候上有老母,下面有三個孩子,但是她為了革命事業,換句話說,她為了和主席的一份感情,拋頭顱灑熱血,走上刑場,是非常難得的。主席一直給我們講,開慧媽媽是非常難得的女性。
主席經常在我們面前談起開慧媽媽,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對他說,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給李淑一同志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再給我們寫一遍啊。主席說好吧,這樣他就坐在桌子旁,鋪開宣紙,提起筆來。那個時候他的書法應該說是頂峰的時候,他就提起筆來寫道:“我失楊花君失柳……”
看著他一開始寫“我失楊花君失柳”,我心里一愣,我看了以后,跟你一樣,也發了一個疑問,我說爸爸,不是“驕楊”嗎?
1925年楊開慧隨毛澤東來到廣州,寓住在東山路廟前西街38號,擔任黨內領導同志之間傳遞文件、書信工作。圖為楊開慧1925年留影。
因為他給李淑一寫的是“我失驕楊君失柳”,爸爸看了一下,說,稱“楊花”也很貼切。
噢,當時我就領悟到,可能在同志在戰友面前,他給李淑一寫柳直荀烈士時,開慧媽媽是一株挺拔的驕楊;那么在子女面前,在家庭里,他就信手寫了一個楊花,那樣地潔白,那樣地輕柔,那樣地親切,所以呢他說稱楊花也很貼切。開慧媽媽在他心中是兩面,既有驕楊挺拔不彎的一面,也有她溫情賢惠的妻子、善良的母親溫柔潔白的一面。無論是“驕楊”也好,是“楊花”也好,他是沒有忘記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