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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超麟:陳獨秀最為信任的機要秘書

      2022-02-07 00:54:08 來源:我愛學習網 作者:葉永烈 點擊圖片瀏覽下一頁

                  

       
       
       
          摘自《歷史的絕筆:名人書信背后的歷史側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已獲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授權。
       
          有一次鄭超麟在上海被捕,當時有人勸陳獨秀趕緊搬家,以防萬一鄭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陳獨秀卻很坦然,仍住原處。陳獨秀說:“鄭超麟絕對不會出賣我!”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鄭超麟先生的侄孫女鄭曉方的電話,她悲痛地告訴我:“爺爺在今天早上4時29分走了!”
       
          我即給香港發去電訊:
       
          托派領袖鄭超麟在滬去世
       
          受海外關注的中國托洛茨基派(托派)領袖鄭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8歲,至死堅持政治理想。
       
          鄭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領導人之一,留學法國期間與鄧小平同住一個房間,后來曾經擔任陳獨秀的秘書及以陳為首的托派中央宣傳部部長,解放后曾因托派問題而被關押27年。近年,鄭曾亮相于《鄧小平》文獻紀錄片第一集,也曾出鏡于中央電視臺最近播放的文獻紀錄片《共產黨宣言》。
       
          這里是按照中國習慣而言,“享年98歲”是虛齡。
       
           香港《亞洲周刊》發表了這一消息,新華社主辦的《參考消息》,全文予以轉載。由于《參考消息》發行全國,據曉方告知,許多鄭超麟的親友都是從《參考消息》上得知鄭超麟去世消息的。
       
          鄭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話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難:“在國民黨的眼里,我是共產黨,所以我坐了7年國民黨的監獄;在共產黨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27年共產黨的監獄。”我曾開玩笑地對他說:“對這兩種監獄能夠有一種‘比較感’的人,非你莫屬!”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自從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騎自行車前往上海鄭超麟先生家中采訪,成了忘年之交,從此多次登門采訪,彼此書信往返不斷,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鄭超麟先生追悼會,對于鄭超麟先生可謂有始有終。
       
          我如期趕往龍華殯儀館為鄭老送行,見到滿墻滿地都是花圈。表示悼念的,不僅有鄭超麟的親屬,而且有中央電視臺、中共黨史研究部門、上海市政協、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以及鄭超麟的家鄉——福建漳平市政府。
       
          我注意到,鄭超麟的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我不由得記起,1984年10月,我在上海市監獄采訪,得知中國托派領袖鄭超麟曾經在那里關押,便決定前往采訪這位歷史老人。上海市監獄告知,鄭超麟雖然獲釋,而且已經是上海市政協委員,但是要采訪他,必須持組織介紹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說明采訪理由,這叫“掛號”——不然的話,連你也將成為政保處“關注”的對象!
       
          托派,在中國曾經有過可怕的名聲,等同于“反革命”,被稱之為“托匪”。記得,我的家鄉溫州曾經是托派活躍的地區之一。我在溫州念中學的時候,我的一位表兄因“托匪”嫌疑受到審查好幾個月,后來才終于獲釋回家。他反復對我說及他的審查結論:“確非托匪!確非托匪!”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托派極其“危險”。
       
          到了1984年,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松,但是對托派依然“外松內緊”。我對托派的歷史進行了研究,這才弄清楚托派的來龍去脈。托派,其實是共產黨的黨內反對派,其源頭在蘇聯。列寧在遺囑中,指定當時擔任紅軍總司令的托洛茨基為接班人,而斯大林卻搶班奪權,成為俄共布爾什維克領袖。斯大林極力排斥打擊托洛茨基。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十月革命10周年紀念游行時,反對斯大林的群眾和學生突然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橫幅。斯大林從此把托洛茨基派定為“反革命”。當時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響,把以陳獨秀為首的黨內反對派定為托派,也作為“反革命”。
       
          鄭超麟作為陳獨秀的機要秘書,被定為“托派骨干”,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關押于上海市監獄,他一個人獨處一個房間。1972年9月28日,鄭超麟獲釋,被送往上海南匯周浦鎮附近某勞改工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鄭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復公民權,離開勞改工廠,遷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訪他時所住的兩居室)。
       
          這樣,我來到他當時鮮為人知的住所——偏遠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樓房。叩門之后,開門者便是他。那時,我已身著春裝了,他卻穿著厚厚的淺棕色滑雪衫,頭戴一頂藏青呢無檐帽,腳穿一雙蚌殼式棉鞋,彎著腰,行動顯得有點遲緩。
       
          我與他作了第一次長談。鄭超麟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說知道知道。他當時顯得很驚訝,我怎么會去采訪他這樣身份特殊的人。
       
          記得,他當即在我的采訪本上,題寫一首詩送我:
       
          深巷家居鮮客塵,
       
          閑吟詞句學蘇辛。
       
          老來敢作孤芳賞,
       
          一個南腔北調人。
       
          確實,當時鄭超麟“深巷家居鮮客塵”,幾乎與世隔絕。他的福建口音很重,如他自稱“一個南腔北調人”。
       
          當時鄭超麟家幾乎無訪客,我的到訪使他感到意外。他向我說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福建省漳平縣人氏,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即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919年他中學畢業,正遇陳炯明(當時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來福建招考留法學生,每縣兩名,半官費(即每年費用600大洋,官方給300)。他考取了,當年離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當中國旅歐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趙世炎、李慰農、楊士彬、尹寬等在巴黎開會,成立“少年共產黨”時,鄭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
       
          1923年3月18日,鄭超麟和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赴蘇聯學習,周恩來同行。鄭超麟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1924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大釗主持了他的入黨儀式。
       
          鄭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離開莫斯科,途經海參崴坐船回國,9月下旬到達上海,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此后他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第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共的四一二政變。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鄭超麟出席了會議。會后,鄭超麟在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志。
       
          此后,鄭超麟追隨遭到批判、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頭子”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擔任陳獨秀秘書。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國民黨逮捕,關押40多天后出獄。6月,他參加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由于陳獨秀堅持“托派”立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過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年底,鄭超麟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中國“托派”召開了“統一大會”。統一后的中國“托派”組織,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舉七名中央委員,鄭超麟當選了。陳獨秀為總書記,鄭超麟為宣傳部部長。
       
          此后,鄭超麟命運乖戾,先是被國民黨關進監獄,接著又被共產黨長期關押。然而他一直堅持他的托洛茨基主義信仰。在陳獨秀去世之后,他成為中國“托派”領袖……
       
          鄭超麟的妻子劉靜貞也是“托派”,于1979年6月與鄭超麟一起離開勞改營,不幸的是她在獲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終年77歲。他們的兒子弗來(鄭超麟告訴我弗來是法語中“自由”的諧音),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
       
          我在鄭超麟家的墻上,看到他與妻、兒泛黃的“全家福”。照片下面,是鄭超麟所寫的一首《摸魚兒》,寄托了對妻、兒的一腔深情:
       
          記當年雙棲梁燕,一雛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頻驚夜,四野茫茫煙霧,愁幾許!但雙翦差池,未改原風度。雛兒穎悟,便一笑一顰,一言一動,總有可人處。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風雨。呻吟宛轉三年近,舊眼無言漫注。終莫補!似清夜流星,一閃隨塵土。韶華易誤,況比翼分飛,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經歷長期的監獄生活之后,他患冠心病,雙膝患關節炎。雖然看上去老態龍鐘,然而,他思路敏捷,記憶力甚強,幾十年前的事能記清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隨口而談,不用查閱資料。接受我的訪問之時,鄭超麟白內障日重,視力差,看書時要摘去眼鏡,鼻尖幾乎挨著書本,但他每日讀書、寫作不已。床頭柜上,放著他正在閱讀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蘇聯黨內反對派》一書,那是美國羅伯特•艾森•丹尼爾斯寫的。床頭,攤著幾本新到的雜志——《黨史通訊》《化石》《科學畫報》,還有《文匯報》,他說他自費訂閱了許多報刊。書柜里,整齊地放著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選集。此外,還有《三中全會以來》《蘇共野史》《布哈林選集》《陳獨秀年譜》《新文學史料》《卡德爾回憶錄》《權力學》《龔自珍集》,等等。
       
          由于視力差,伏案勞神,他采取了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把稿紙夾在一塊木板上,拿在手中寫作。這幾年,他就這樣寫下幾十萬字的回憶文章,其中有憶陳獨秀、憶瞿秋白、憶茅盾、憶尹寬,等等。他手頭還正在寫作回憶童年的文章,床頭放著已寫好的一疊厚厚的手稿,字跡清楚、工整。
       
          他每天夜里一兩點睡,上午八點多起床。天氣晴朗的話,他吃過中飯就外出散步。市政協開會,他一般都出席,借機會見老朋友。平日在家,他就是兩件事——看書、寫作。
       
          他談鋒甚健,一口氣跟我談四個小時也無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較重,談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時,往往要請他寫在我的筆記本上。除了長談外,他還把一些回憶文章借我參閱,使我對他的身世逐漸了解……
       
          當時,我雖然對鄭超麟進行了錄音采訪,但是還不能為他專門發表報道。我在1985年初發表的關于上海監獄的上萬字的報告文學中,用1000多字寫了鄭超麟。這篇報告文學發表之后,香港報紙立即敏銳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加上“中國‘托派’領袖鄭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標題,全文予以了轉載。
       
          一次次采訪,一封封書信,使我對鄭超麟逐漸由陌生到熟悉。
       
          鄭超麟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有一次鄭超麟在上海被捕,當時有人勸陳獨秀趕緊搬家,以防萬一鄭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陳獨秀卻很坦然,仍住原處。陳獨秀說:“鄭超麟絕對不會出賣我!”
       
          二是在抗日戰爭末期,鄭超麟兒子病重,急需一筆錢。這時,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閱歷甚為豐富,便約他寫回憶錄,愿預付一筆稿費。這本《鄭超麟回憶錄》在當時沒有出版,1986年作為內部發行的圖書在北京出版,我在書前的《出版說明》中,見到這么一段非同凡響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種種重大問題上,仍完全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并仍然擁護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種種主張。”我當時有一種震懾感,一個因“托派”問題而被單獨囚禁達27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獄后仍公開聲明“完全堅持托洛茨基立場”!據告,出版社曾經再三勸告鄭超麟,請他刪去這段話,他卻堅持要在書前寫上那樣一段“說明”。這使出版社感到為難。鄭超麟說,如果不加上那段“說明”,他寧可不出!據說,為了書前要不要這段“說明”,出版社向上請示,而又沒有得到及時答復,使這本書遲遲不能印行……
       
          三是記憶力極好。比如,我向他請教鮮為人知的朱錦棠其人。他頭一句話就說,朱是江西安源人!他說,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他結識朱。那時,鄭和張伯簡一起擔任大會的記錄,大會發言十有八九是他記錄的。我問,是叫“朱錦堂”,還是“朱錦棠”?他答,“叫朱錦棠,海棠花的棠,不會錯。”他還記得,朱是知識分子氣質,不是工農分子。中共“四大”時,約30來歲,長得很漂亮。開會時,朱坐在后排。每一次開會,朱都到會。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將近70年前的往事,鄭超麟記得清清楚楚。
       
          四是愛憎分明。1988年5月24日,我給他去信,寫及:“最近,王克全的女兒王成芳來找我,談及她父親的歷史情況。王克全去世時,她才3歲。您的回憶錄212~213頁談及王克全,她想拜訪您,未知可否?便中望復一函。”鄭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復我:“王克全,我認識,我的回憶錄中兩處提到他,除您信中提到一處外,尚有p233和p234一處,我對他本有好感,但他以后做了叛徒,我就沒有好感了。對他的女兒盡說無好感的話,是不合中國人為人之道的。還是不見面好。”
       
          鄭超麟是陳獨秀的秘書,我曾經向他“盤問”起關于陳獨秀的種種細節。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陳獨秀講一口安慶話,怎么想就怎么說,習慣動作是用手拍腦門;不大講究衣著,但很干凈;長袍、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難得穿西裝;煙癮重,但不抽香煙,而抽雪茄;文章寫得快,有學問,但口才并不好……”鄭超麟談畢,笑道,你問這些細節有什么用?從未有人向我問這些問題。我卻認為,要勾畫陳獨秀的形象,他談的這些細節頗為珍貴。
       
          我為鄭超麟寫了報告文學《一個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賞這個題目,認為很能反映他的特點——特殊。這篇報告文學卻命運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誰都不敢發——不言而喻,“托派”一直沒有一個“說法”,誰敢發表關于“托派領袖”的報道?!
       
          終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黃春秋》雜志向我約稿,我當時正忙于長篇,沒有萬把字的文章可供雜志發表。我忽地想起壓在抽屜里的那篇《一個特殊的人物》,便對他們說:“我手頭倒是有一篇現成的稿子,只是你們恐怕不敢發!”經我這么一說,他們倒是非要看看這篇文章不可!堆S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雜志,他們不僅在1992年第1期發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標題改得非常鮮明:《鄭超麟和中國“托派”》!這樣,終于把鄭超麟先生從“冷凍庫”中推到了廣大讀者面前……
       
          我把《炎黃春秋》寄給鄭超麟。1992年1月26日,他給我復函:
       
          昨收到你寄來的《炎黃春秋》,謝謝!
       
          用放大鏡仔細讀了大作,很好。比前幾年寫的那一篇好多了。不褒不貶,只敘說事實,最為得體。
       
          文中所敘事實,幾處錯誤,但都無關大局。例如,我去蒙達爾橡膠廠做工時,鄧希賢早已在那里做工,你認為他在我以后才進橡膠廠的。這類錯誤雖無關大局,但為了避免后人致信為符合事實,我打算一一加以訂正,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時用。
       
          鄭超麟晚年,由“冷”變“紅”。在1997年,他出現在中國千家萬戶收看的大型文獻電視紀錄片《鄧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現。他操著帶有濃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回憶著鄧小平。
       
          他第一次出現時,標明的字幕是“原中國留法學生”;
       
          他第二次出現時,標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
       
          他第三次出現時,標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協委員”。
       
          鄭超麟比鄧小平年長3歲,年輕時赴法留學,曾與鄧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與鄧小平有過許多交往。正因為這樣,他是鄧小平早年革命活動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見證人。他多次出現在大型文獻紀錄片《鄧小平》中,是理所當然的。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還以97歲的病軀,寫完一部新著,還寫出法國紀德所著《從蘇聯歸來》新譯者序(20世紀30年代他在國民黨監獄中曾譯過這本書)。他的許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總會有一天出現在書店的書架之上。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時查出晚期肝癌。曉方不愿讓爺爺增加痛苦,便一直瞞著他。到了5月初,他開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兩邊痛,后來發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著覺。他意識到自己得了重病,便加快寫作進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書稿全部完成,翌日住進了醫院。
       
          這時,他的癌癥已經嚴重擴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他覺得病痛輕了些,就堅決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婦來滬,欲訪鄭老。我給曉方打電話,曉方告知,醫生說,爺爺最多只能活兩個月了。醫生的預言果然很準確。
       
          鄭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給自己擬好了訃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曉方。他把后事的細節,都一一安排妥當。
       
          鄭超麟在電話中,告訴他的朋友們:“我這個人什么病都沒有。我這個瓜熟了,給了營養也吸收不了。父母給我的生命用完了。我這個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來。”
       
          7月20日晚,中央電視臺將播放文獻紀錄片《共產黨宣言》,其中有他的鏡頭。他正惦記著在晚上看這電視片,卻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曉方接到爺爺電話,急急從單位趕回家中,送他到附近醫院,縫了六針;丶抑,他的頭腦還清楚。到了晚上6時,他昏迷,被急送仁濟醫院,醫生開出了病危通知。
       
          從此他在昏迷中度過最后的11天……
       
          鄭超麟晚年,所幸曉方極為孝順,細心照料,才使他如此長壽。我曾對鄭超麟戲言:“鄧小平比你小3歲,生活條件、醫療條件比你好得多,卻先你而去。你鄭超麟如此‘超齡’,曉方的功勞‘大大的’!”他大笑說:“鄧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閑人’一個!”
       
          他告訴我,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的處境得到明顯改善,心情舒暢。
       
          當我問及他現在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態度時,他沉思了一下,說道:“就理論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見解。”
       
          確實,鄭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實地把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寫出來,孰功孰罪,歷史自會評說。
       
          所幸的是,我闖入“‘托派’禁區”,由于事先向有關部門“掛”過“號”,總算沒有給我帶來政治上的“麻煩”。
       
          也正因為我在采訪中闖進了種種“禁區”,所以我在歷史的“角落”發現了諸多值得發掘的“現代文物”……
      責任編輯: 孫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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