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1949年11月4日,電影局劃歸文化部管理,改名為文化部電影局,其管理范圍包括制片、發行、放映等各環節。從公私交替的角度看,50年代初,新建立的國營電影制片廠憑借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迅速發展壯大。電影業的對私改造開展得比較早,從1951年9月到1953年2月,經過一系列的合并程序,存在達48年之久的中國私營影業退出了歷史舞臺。
受到馬克思文藝思想和蘇聯電影事業的影響,早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就意識到電影具有宣傳教育和動員民眾的功能。1949年至1956年,北京市各大電影院呈現美蘇影片交替的新舊之變。電影院作為社會思想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成為新中國開展“政治動員”的主要陣地,借助電影這一重要媒介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是鞏固、建設新中國的應有之義。
電影:好萊塢電影與蘇聯電影的歷史交接
新中國成立前,放映更多是從經濟效益和市場等層面考慮,觀眾喜好是放映的重要參照。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掌握了電影發行網絡,全國電影院的片源、排片和發行等業務都必須服從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及下屬分公司統一調配,沒有自主權。在時代背景下,美國影片與蘇聯電影的歷史交接可謂是大勢所趨。以上海為例,抗日戰爭時期,美國電影就已經在中國的放映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從抗戰勝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這不足四年的時間里,從上海進口的美國影片就多達1896部。”同一時期,國產片在中國電影市場的占比相當有限。1948年全國共映新片356部,其中國產片85部,外國片271部。1949年全國發行影片266部,國產片72部,外國片194部(絕大多數為美國片)。
新中國成立后,受到政治局勢的影響,好萊塢影片最終退出了中國內地的銀幕。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主要特點是主流報刊發文批評好萊塢影片的娛樂性和落后性,勸導觀眾不看好萊塢電影,通過政策限制好萊塢影片的上映天數和場次。由于只是呼吁,好萊塢影片依舊在銀幕上有一席之地,1949年的《北平市電影業調查報告》公布了當時各類影院放映影片百分比,公營影院放映影片中美國電影占15%—20%。合伙及私營影院放映影片中美國電影占10%。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系緊張,為在文藝方面清除美國文化影響提供了一個契機。同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頒布了《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影業登記》等五項暫行辦法。根據《電影舊片清理暫行方法》的規定,打算映演的舊片必須提前送電影局影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后,發給上映執照。進口影片,其內容如有反世界和平、反人民民主、違反中華民族利益,或宣傳淫穢色情迷信恐怖等足以妨礙新社會秩序內容的,視其情節輕重,加以刪減或不予以通過。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還對美國影片與國產舊片尚在各地上映表示批評,五項暫行辦法制定的重要目的是“抵制與代替有毒素的美國片與國產舊片”。
在北京,關于放映英美影片的規定曾經出現了反復。1950年2月25日,北京市影院同仁大會一致通過拒絕放映英美影片的決定,并自3月2日起實施。同年“5月24日又決定對于進步之英美片不加拒演,但須經華北影片經理公司統一排片”。從拒映英美影片到可以放映進步之英美片,可能是因為好萊塢影片頗受觀眾喜愛,拒映英美片很可能會使得電影院經營困難,考慮到實際情況,推出的折中辦法。需要明確的是“進步之英美片”并不屬于進步影片的范疇,只是在好萊塢影片這類“落后影片”中稍顯進步。
第二個階段為抗美援朝時期的徹底清除?姑涝瘧馉幈l后,由于中美兩國關系的急劇惡化,好萊塢影片自然再沒有任何生存空間。以1950年10月中旬上海大華電影院主動停映美國影片為起點,上海乃至全國的電影院行業積極響應,在銀幕上清除了好萊塢電影。到了1952年,“消極片”的觀眾只占總觀影人次的2.7%,即只有800多萬人次。
為了配合“拒映美片”運動,報刊文章態度也有轉變,這一時期報刊登載了大量如《美帝影片浪費了我的少年時光》之類的觀眾的“現身說法”,通過來自普通觀眾的輿論聲討之勢警醒廣大群眾。
新中國成立初期,好萊塢影片逐漸淡出屏幕,與此同時,蘇聯影片憑借官方的扶持和保護等政策強勢登陸了中國影院,蘇聯電影在稅收、排片等相關政策方面受到種種優待。爭取蘇聯電影觀眾優勢的重要意圖之一是對抗好萊塢電影。1950年2月28日,劉少奇在寫給東北廠、上影廠、北影廠三個廠的翻譯片科全體工作人員的信中,指出要學習蘇聯電影的思想性、藝術性和斗爭性,“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亟需掃清美帝國主義的影片給予中國人民的遺毒”。
在這種形勢下,據統計,“我國所發行的蘇聯影片(新片),從1949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止,共計發行長片265部(其中藝術片206部、紀錄片59部),短片共203部;同期觀眾的總數達十四億九千七百八萬余人次。”而1949年至1955年,放映的國產影片為136部,遠遠少于同時期的蘇聯影片的數量。1950年是最高峰,引進的蘇聯影片為60部之多,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國營電影廠剛剛建立,生產能力還比較有限,因而通過“外援”來滿足電影市場需求。這一年,一共發行了90部影片(包括國產“進步片”36部),其中發行的蘇聯影片有52部之多,占比為57.8%。來自同一國的引進片在當年發行總額中占比超過50%,這也體現了很強的時代特色。20世紀50年代,法國電影、印度電影、朝鮮電影和南斯拉夫電影也曾經引進中國大陸,從比例看,蘇聯影片在引進的外國電影中占絕對主流。相關數據顯示,1949年至1966年,共引進42個國家的866部影片,蘇聯影片獨占49%。
大量引進蘇聯電影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從生產上看,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剛剛起步,“由于電影生產能力的限制,大量翻譯蘇聯電影便成為供應中國電影市場的有效策略之一”。另一方面,當時的中蘇關系為引進蘇聯電影提供了可能性。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在莫斯科正式簽訂,“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各行各業掀起了以蘇為師的熱潮。而在電影領域,蘇聯不但是我國學習電影理論的重要對象,其電影作品也大量被引進中國,蘇聯還對影片在中國的發行放映給予了許多政策優待。根據曾從事文化外交工作的梁沈修的回憶,蘇聯影片當時進入我國有五條渠道:以貨易貨貿易的余額補償,蘇方主動贈送放映,免費贈送拷貝,應中方要求提供拷貝,雙方影片交換。
就放映情況來看,以北京市為例,1949年的《北平市電影業調查報告》公布了當時各類影院放映影片百分比。公營影院放映影片中蘇聯片占40%—50%,合伙及私營影院中蘇聯片占50%。蘇聯影片在放映市場占據了半壁江山。為了鼓勵民眾觀看蘇聯影片,有所謂的“消極影片”和“積極影片”的劃分,種種政策都向進步片傾斜。例如蘇聯譯制片等進步影片在報刊和電臺上刊登廣告能享受價格優待,以《人民日報》為例,對進步片和消極片的廣告行數要求上限分別為18行和12行。政策上“厚美薄蘇”的目的不言自明—爭取進步片的觀眾優勢。
哪些蘇聯影片被引進了呢?以1951年引進的36部蘇聯電影為例,題材占比從高到低分別為戰爭、傳記、歷史、工業化、農業、兒童和特務,其中戰爭題材占比有50%之多。就故事背景而言,二戰和二戰前列寧斯大林時期一共有28部,占了77.8%,如果加上二戰后的2部,引進的36部蘇聯影片中有30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意在用“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來指導和教育中國。
蘇聯電影《青年近衛軍》(1949)海報
1953年至1956年,中國處于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邁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三大改造,這一時期引進的影片是為了配合宣傳“過渡時期國家總路線總任務”。蘇聯影片更加貼合了中國的時代任務。1954年,中影公司通知各地公司選映影片,從內容看主要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遠景。引進大量蘇聯電影不但能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踐提供注解,有利于民眾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激發民眾投身工業化建設的愛國熱情;還可以借助電影寓教于樂的功能對廣大民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以《幸福的生活》為例,這部影片講述了兩個新蘇維埃集體農莊的農民們展開勞動競賽的故事。影片塑造了一群熱愛勞動,熱愛祖國的農民形象,借展示蘇聯農民因集體農莊制而過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堅定中國農民走農業集體化道路的信心。
當然,為了服務國內的宣傳工作和教育任務,部分蘇聯電影也難逃被刪減甚至禁映的命運。1950年,《人民日報》一反常態點明批評了《列車東去》《金色的號角》和《菲爾干的女兒》等蘇聯影片,稱這些是平庸、不好且不夠標準的影片。“這些影片的出現,證明了電影工作者在完成他們面前的任務時,做得還很不夠,他們還沒有使每一部制出的影片都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藝術的水平。”以《列車東去》為例,這被認為是一部違背黨性原則的電影。電影中沒有展現出對農業建設的高度熱情,卻將鏡頭對準工廠廠長室里的宴會,集體農莊的女孩更是圍繞舊日海員轉圈?梢,對于蘇聯影片中國并不是照單全收,原樣引進。
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1950)電影宣傳畫
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后,中蘇兩國產生了思想分歧,最終演變成中蘇關系惡化。蘇聯電影在中國逐漸走向衰落,放映優勢不再,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電影方面的交往幾近停滯。
電影觀眾
政府想要通過蘇聯電影進行宣傳和教育,市民觀看蘇聯影片的具體情況又是一番情景,以北京市16家電影院于1950年組織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電影宣傳月”活動為例,該活動一共放映了16部電影,其中蘇聯影片有11部,占了68.75%;國產片有5部,占比為31.25%?傉急炔坏1/3的國產片有3部影片挺進了上座率前六強,國產影片的平均每場人次為827人,遠遠大于蘇聯影片的平均每場人次約為667人,可見在這次放映活動當中國產影片較蘇聯影片更受歡迎。從影院收益來看,當時平均每場500人是一部影片放映時剛剛保本的基本觀眾數量!缎摹返6部蘇聯影片能使院方盈利;還有5部蘇聯影片不是讓院方虧損,就是剛剛保本。這樣的放映情況實在是不容樂觀。
從當年的電影雜志的讀者來信,可以看出蘇聯電影不受有些觀眾歡迎的原因:看不懂、娛樂性差。一個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寫信說:“有一次組織大家去看蘇聯影片《米丘林》?赐旰,很多同學說:‘糊里糊涂,不知里面說的什么!……有的同學說:‘我看了《陰謀》后,就不知道它表現的是什么?《無罪的人》也看不懂!”1953年,有觀眾看了《列寧在1918》影片之后反映“連哪個是列寧都不認得”。
蘇聯電影《宣誓》(1946)海報
蘇聯電影《陰謀》(1950)電影說明書
許多觀眾看不懂蘇聯電影,這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工農兵為主的人民大眾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針對這一情況,當時的主要措施有:翻譯更加通俗和口語化,加強對電影的宣傳和講解,對于情節復雜的影片加入解釋性文字等輔助說明。
所謂的電影說明書排版簡約、內容豐富,可以視為幫助觀眾看懂劇情的學習資料。以1951年上映的蘇聯劇情片《陰謀》為例,影片講述了美帝圖謀掠奪,挑動戰爭,組織特務刺殺人民的故事。說明書不但詳細地介紹了故事情節和主要角色,還開辟了“幾個專門名稱的解釋”與“幾個場面說明”的版塊。向觀眾介紹的專門名詞有“天主教黨”“社會民主黨”“民族統一黨”和“馬歇爾計劃”。需要說明的幾個場面分別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場面、“面包房前群眾排著隊等面包”場面、“工人罷工”場面、“反動派占據車站電報局”場面。
20世紀50年代,單位包場看電影也是工會豐富職工業余生活的福利之一。電影院專設業務員與工會、學校、街道直接聯系。當電影院即將上映新片時,業務員會通過發放海報、排片表、設立宣傳畫廊、組織影評工作等手段進行宣傳。值得注意的是,學生這一群體在一些電影放映活動中占了很大比重。在1950年北京市16家電影院組織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電影宣傳月”活動中,北京電影業同業公會計劃重點是廣大市民,但結果并不讓人滿意。“除正場沒有確實的統計外,早場學生團體約占觀眾總額的60%強,市民及店員占40%弱”。被學校組織式集體觀影的學生成為觀看進步電影的主力軍。
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1947)海報
不可否認的是,在大眾的娛樂休閑生活極其單調的時代,作為電影市場主力軍的蘇聯電影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寓教于樂的作用。著名教育家胡啟迪回憶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上學時的經歷,提到當時學校組織觀看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片中女主角奉獻教育事業的光榮事跡“感動并陶冶著我的心靈”,使他在學生時期就立志當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從全國范圍來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54年11月,我國一共放映了蘇聯電影120萬場以上,觀眾人數共計超過8億人次!峨y忘的1919年》等蘇聯影片觀眾達2000萬人次左右,夏伯陽和奧列格等一批蘇聯影片主人公的愛國英雄事跡感染和激勵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國民眾?梢哉f,電影成為有聲的教科書,就教育而言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有利于民眾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事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