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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檔案中的王繼芳叛逃事件

      2021-10-05 22:12:35 來源: 澎湃新聞 作者: 點擊圖片瀏覽下一頁

       1946年春,林彪指揮下的中共部隊與國民黨軍在四平展開了一場爭奪東北控制權的戰斗。在與擁有絕對制空權的美械敵軍苦戰了一個月后,林彪所部于5月18日夜從四平陣地撤離,并準備在老爺嶺及長春布置新的防線。這次撤退組織地極為成功,次日早晨沖進四平街的新一軍居然一個俘虜也沒有抓到(1946年5月19日王叔銘致俞濟時呈蔣中正電)。但林彪萬萬沒想到,自己的作戰科長王繼芳居然主動投敵,并給中共部隊的后續作戰行動帶來很大困難。

       

      王繼芳算不上中共的高級干部,但由于工作位置特殊、叛逃時機關鍵、后果極其惡劣,使他成了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數得著的大叛徒。關于此事,目前能看到信息大多出于張正隆的著述,不堪者甚至逐句抄襲(例如:賴晨的《林彪總部的王繼芳投敵始末》)。然而,除了時任國軍少校參謀的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一書中的一些基于親身經歷的個人回憶之外,關于此事尚未見到基于國民黨方面史料寫成的文章。

       

      筆者近日在研究其他問題時偶然看到了臺北“國史館”數據庫中的相關資料,其中包括王繼芳當時的口供和杜聿明等與蔣介石的電報,便覺值得與讀者們分享。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雖然是檔案材料,但不一定就是“真相”,許多細節還需要與中共方面的材料參驗之后才能下結論。下面,本文將依次介紹國民黨檔案中王繼芳的身份、叛變動機、叛逃過程、提供的情報和引起的后果。身份

       

      按張正隆的記述,王繼芳“本是個紅小鬼,在革命部隊中長大”。1946年底國民政府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出版的《接收東北周年紀念冊》中也稱他“自幼即隨林彪,至今十余年并參加共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嗣在延安抗大畢業會任教官”。這些已經成為普遍流傳的說法。但在王繼芳叛逃后不久曾與之面對面交談過黃仁宇回憶,王繼芳“高中畢業后,他就在日本占領區內閑晃了一陣子,后來才加入林彪的游擊隊”。筆者看到的“王繼芳口供”與黃仁宇的回憶更為接近:他告訴國民黨審訊人員,自己是“四川巴中人,有八口之家業農。中學畢業后,在漢中經商失敗,投入延安?勾螽厴I后,至一二九師,先后任參謀。去冬由龍口渡海,在莊河登陸,任林彪作戰處中校副科長,現調前方作戰科任中?崎L。”(臺北“國史館”藏《王繼芳投械后供詞》)

       

      有學者認為王繼芳叛逃前的職位是作戰科副科長,他自己則稱調到“前指”后成了科長。至于“中校”軍銜則不知是誰的杜撰了,中共軍隊當時根本沒有施行軍銜制度。這大約是在比附國軍的品級,黃仁宇在回憶錄中說他們“基于尊敬”一直稱呼王繼芳為“王上校”。

       

      叛變動機

       

      王繼芳1946年5月叛逃時27歲,受林彪重用,前途不可限量。林彪雖一時受挫,但撤退仍有序進行,絕非一敗涂地,王繼芳怎么就決心改換門庭了呢?在張正隆的書中,王繼芳叛變的一個重要動機是與駐地地主家女兒的愛情,這一點甚至成為了此后“王繼芳叛逃故事”中的一個重要“賣點”——它很符合中國傳統小說戲劇里“英雄難過美人關”、“沖冠一怒為紅顏”的審美習慣。此一動機,在王繼芳的口供亦顯有蛛絲馬跡,即聲稱歸附國民政府是為了“顧全前途及家庭關系”,又言投降前一周已經“將行李等件存放老百姓家中”。至于傳說中的那個令他下定決心的女人,在國民政府官方材料中則絲毫看不到痕跡。王繼芳所供述的“投誠原因”主要還是覺得國民黨中央政府“有國際地位,比較有力量”……

       

      綜合當時的情況看,王繼芳叛逃的決定性原因恐怕還是中共作戰失利,他自己覺得前途堪憂。1946年春的四平大戰其實有本溪和四平街兩大戰場,中共三縱隊在本溪敗退后遼東軍區司令部也跑了一個號稱“程世才之忠實部屬”的作戰參謀,即時年26歲的朱慶富,沒那么巧也是為了一個地主女兒吧?抗戰勝利后,中共派到東北地區的部隊擴充極快,不免成分復雜。初到東北,與當地“想中央、盼中央”的老百姓還有一些隔膜。結果一旦陷入逆境,開小差和叛變的事情就層出不窮,甚至形成了風氣,并因此而動搖了一些“老紅軍”和“骨干分子”,這些在張正隆的書中都有反映。杜聿明司令部編的《接收東北周年紀念冊》里也記錄了一些團長、縣長級別的“東北共軍之覺悟分子”?梢娭泄苍谒钠绞Ю竺媾R著“黑云壓城”般的困難局面,全體指戰員都會遇到大浪淘沙的考驗。

       

      叛逃過程

       

      中共方面的記錄如張正隆所寫的,王繼芳叛逃前確有預謀,“臨走前還問有沒有什么新情況”,“5月18日夜,‘東總’前指從梨樹撤退前,發現王繼芳不見了。大家也沒當回事兒,以為他干什么去了,還等了一會兒。兩天后,林彪覺出不大對勁兒了:這敵人怎么就跟著屁股追,而且這么大膽、放肆呢?”

       

      而王繼芳自己的供述的出走時間要晚一天,而且有更多中共方面不知道的細節:他說在中共軍隊內“逃亡極為困難,無論官兵,超越警戒線即射殺之”。因此他進行了周密準備,“一星期前即擬前來,隨將行李等件存放老百姓家中。十九日晨,部隊出發東行,即率傳令兵姚來芳攜卜殼槍兩支、手槍一支、望遠鏡公文一包、馬二匹,經娘娘廟、趙家屯渡口至義和屯七十一軍正面。中央軍打槍,我即臥倒地上。后派老百姓聯絡好后,即至九十一師,轉來長官部前進指揮所。”顯然,在兩軍正在交戰的情況下,想要成功叛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提供的情報

       

      說到底,王繼芳究竟給國民黨軍帶來了哪些重要情報?有的人說重要得不得了,林彪就是因為他才打了敗仗;黃仁宇則說“從和他的談話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們作戰的資料”。揆諸史實,這兩種說法都有些過分。

       

      按現在廣為流傳的說法,王繼芳給國民黨帶來兩大“禮物”。一是讓杜聿明知道自己的軍用密碼已被中共破譯,于是密上加密,堵住了漏洞。二是讓杜聿明得知中共軍隊損失慘重,于是敢放開手腳追擊。

       

      然而對比杜聿明司令部前后的軍情電報,這兩點可能都不是重點。比如國民黨方面的無線電報不能保密一事,國防部和杜聿明在王繼芳叛變前早已知道,已規定重要的軍事調動不可用無線電傳達。同樣,中共部隊傷亡慘重一事也絕不是什么秘密,按照杜聿明自己的估計中共的損失理應更加慘重一些。他在上報蔣介石的電報中稱,僅本溪戰場,中共至少傷亡了1萬人。

       

      綜合前后戰事看,王繼芳所帶來情報的最大價值是徹底消除了蔣介石對與蘇軍交戰的擔憂。

       

      本來,蔣介石極其重視對東北的爭奪,他認為“此次東北作戰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則全局皆危,國脈將斷”(1946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致熊式輝電)。他深知東北問題之要害不僅在東北之工業及資源價值,更在于可切斷蘇聯與中共之聯系。問題在于,他既認定中共為蘇共之傀儡,而此時連他國民黨政府軍也要用美軍顧問,那么東北共軍中有大量蘇聯顧問豈無可能?此非蔣介石一人之想法,王世杰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了國民黨官員們的這種印象。在中共軍隊奪取長春時,長春守軍曾報告蘇軍坦克和炮兵參加了對長春的圍攻(1946年4月21日何應欽致蔣中正電)。還有報告稱蘇軍在長春留下了6000人的便衣隊,在哈爾濱還留有1萬人的便衣隊(1946年4月25日熊式輝致蔣中正電)。這類情報極大加重了蔣介石等人的疑心。

       

      這樣的疑心和情治工作的不利,讓國軍在東北行動始終不夠堅決。

       

      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司在編寫《綏靖第一年重要戰役提要·作戰檢討》時認為,國軍在四平之戰的失誤在于“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當初馬歇爾明明建議由美軍一口氣為國民黨運9個軍來接收東北,可蔣介石偏偏顧忌蘇聯方面的態度,決定只運5個軍(見馬歇爾與俞大維4月22日下午的談話)。杜聿明帶著這些部隊打進東北,還需留兵力保障補給線,真正能用于一線戰斗的不到3個軍,而且還要在本溪和四平兩個戰場分開使用。造成此不利局面的原因非一,而最關鍵者是蔣介石對蘇軍的態度無法切實把握。

       

      隨著戰事推進,雖無確切情報顯示蘇軍便衣隊正在或準備參戰,也沒有抓到任何蘇聯戰俘(戰俘中僅有個別日籍人士),但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官的心里始終不踏實,甚至四平取勝后對攻取長春仍有顧慮。王繼芳帶來的情報基本上打消了這個顧慮,他供述“匪軍中無某國官兵直接參加,曾有匪司令高鵬提出質詢,其高級干部謂某國因顧慮國際環境,不能直接支持,勉匪軍自力奮斗,不應過度希望外援”。而且,“匪軍內日籍人員限于醫師及少數教官、技術人員,并無日籍官兵直接參加作戰。”(1946年5月21日白崇禧致蔣中正電)這樣一來,國軍方面在向北追擊時攻城略地、炮擊轟炸再無顧慮,一時間讓中共軍隊頗為狼狽。

       

      王繼芳帶來的情報之所以珍貴,另一個原因也是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工作實在太糟糕,以至于一些最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彼時國民黨軍的番號相對整齊,時不時還編一本帶有部隊營以上軍官姓名的《紀念冊》,而中共東北軍隊的番號非常復雜,各軍指揮員來自天南海北,發展擴充情況又日新月異,導致國民黨方面對東北的“匪情”一頭霧水。當時東北中共部隊的正式名稱是“東北民主聯軍”,主要有四個部分構成:黃克誠麾下的新四軍三師(下轄七、八、九、十旅和遼西獨立旅),由林彪直接指揮的原八路軍部隊(下轄既有縱隊又有兩個師),原東北抗聯重要領導、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步兵88旅旅長周保中旗下的東北人民自衛軍(下轄5個保安旅)和萬毅指揮的東北人民自治軍(下轄5個旅)。“此次東北作戰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則全局皆危,國脈將斷。”(1946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致熊式輝電)

      “此次東北作戰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則全局皆危,國脈將斷。”(1946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致熊式輝電)

      國軍方面對這些情況了解多少呢?舉個例子,新四軍三師七旅是東北最早與國軍交鋒的部隊之一(秀水河子戰斗),也是中共守衛四平的核心力量之一。但直到4月22日,杜聿明的部隊在四平攻堅后好幾天還搞不清當面之敵的指揮官是誰,抓到的戰俘稱新四軍第三師師長是王克揚(實為黃克誠)、第七旅旅長為彭明橋(實為彭明治),杜聿明還據此上報給蔣介石(1946年4月22日杜聿明致蔣中正電)。國民黨情治系統1946年3月的一份報告倒是寫對了黃克誠的名字,但誤認為他是新四軍軍長,還給他其所部按上了一個“新四軍遠征軍”的名頭(莫不是為了跟新一軍、新六軍兩只遠征軍匹配?)。不過,這份號稱“最機密”報告的水平實在不高,與黃克誠并列的居然還有“東滿軍區司令趙尚志,西滿軍區司令楊靖宇”(“國史館”藏《東北及內蒙現況研究周報第五期》)。

       

      這樣的情況,在王繼芳到來之后自然不復存在。杜聿明通過王繼芳的供述不但摸清了中共軍隊的編制情況、部署方位,而且了解中共各部隊作戰能力的差異和具體傷亡情況:“最精銳者為新四軍,次為八路軍,再次為人民自衛隊,人民自治軍最無戰力,四平街會戰至十八日止,死傷一萬兩千余人,逃散較多于死傷。”而且此時林彪軍中的少量坦克“無武器”,位于通化的“空軍”則尚未訓練完成。根據這些情報,杜聿明在布置追擊戰斗力較弱的部隊時,可以大膽突進,極力擴張戰果。同時根據王所言中共士兵遇見“飛機低飛掃射、投彈及炮兵射擊時,甚為恐慌,神色沮喪”的特點,設法加大中共新編部隊的恐慌程度,針對中共干部與東北本土士兵的隔閡采取攻心戰術,促使其士兵逃散和叛變。

       

      對林彪而言,王繼芳的叛變給部隊的戰略轉移帶來了大麻煩。本來,毛澤東曾指示林彪應在公主嶺再設防線并組織長春保衛戰,林彪亦進行了相關部署,即王繼芳所供述的“以一部在奉化郭家店牽制……以二五九旅(五個團)、第三縱隊之第七、第八(以上每旅三團)、獨立旅(九個團)、遼西第三旅(三個團)、十九旅(三個團)由郭家店公主嶺向新六軍攻擊……”如有不利,退向長春再戰。王繼芳叛變后,這些他所知道的作戰計劃全部作廢,東北民主聯軍徑直棄長春北撤。這樣匆忙的改變指示,再加上林彪下令改了電報密碼,的確造成了不小的混亂。

       

      總之,王繼芳所提供情報的分量不可過分高估,更不能說他是導致林彪四平失利的原因,但黃仁宇說的“找不到太多有利我們作戰的資料”也實在太過輕描淡寫,因為他的叛變的確大大加重了林彪所部北撤時的損失,否則他也難在所有“東北共軍覺悟分子”中得到最高待遇。當時,國民黨對來降中共干部的一般政策是“官升一級”。那個號稱遼東軍區司令部“上校參謀”的朱慶富可能并沒有帶來太多“禮物”,他不過是得了“獎金流通卷一萬元,并護送回鄉”。而王繼芳則很快就當上了杜聿明司令部里的“少將參議”,相當于連升了兩級。要知道,杜聿明自己一年多之前也不過就是個少將。在轉赴南京國防部保密局工作之后,王繼芳還受到蔣介石點名召見(1946年7月29日蔣中正致杜聿明手令)。正如張正隆說的,他是“用曾和他一鋪炕上打呼嚕,一口鍋里攪馬勺的戰友的血,染自己的頂子”。

       

      1949年秋,王繼芳在重慶被捕,后由四野派人押送至武漢審訊并槍斃。

      責任編輯: 孫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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