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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高分的他們,為何選擇去職高?

      2021-11-12 21:51:27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 點擊圖片瀏覽下一頁

       在杭州,一些中等職校的升學率接近百分之百。對經濟條件好的杭州家庭來說,文憑和升學才是“剛需”。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另辟蹊徑的家庭,讓孩子棄“重高”而選“職高”,以此避開狂熱的、競爭激烈的高考獨木橋,去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

       

       

       

        低頭走路的孩子

       

       

       

       

        魯曉陽在中策當了22年老師,在這里看到的是大量“低頭走路的孩子”。

       

        杭州市中策職業學校(簡稱“中策”)創辦于1979年,目前有兩個校區,校園面積加起來有220畝,與此同時,還在籌劃新的分校。今年之前,中策有八大專業,每年招1100人左右,有500多名學生是“直升”,意思是不需要通過中考,只需要通過面試就可以就讀,目的是讓成績差的學生仍有學可上。像計算機、商務英語這樣的專業相對熱門,報名與錄取率在3∶1左右,而像烹飪、環境監測和電氣運行與控制(以下簡稱“電氣”)這樣的專業,幾乎就是“報就能上”。

       

        魯曉陽是浙江省特級教師,教電氣專業,講話風趣,能想象他在課堂上,也是樂于引導、充滿活力的老師。說到“低頭走路”,魯曉陽又挺起胸膛,昂起頭,做了個有點夸張的自信姿態:“你看,這就是職高學生與普高學生最大的區別,普高的學生們都是昂頭走路的。”

       

        人們總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魯曉陽說他在職高教書,總結出來的非常重要的一條是,“成功是成功之父”。孩子們本來就沒信心,所以他通常會讓剛入學的學生做最基礎的操作,簡單到保證每一個同學都能做出來。“必須讓他成功,然后讓他踩在成功的肩膀上繼續成功。”所以電氣班的學生入學第一課是做LED燈,先是讓燈“長亮”,再讓燈“閃爍”,其次是配上音樂,背后的理論難度是循序漸進的。這法子聽上去簡單,但在魯曉陽看來,通過技術來培養信心,“先會后懂”,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策職業學校的電氣運行與控制專業有一個專業方向是“無人機”。圖為學生由教練帶領在校園里試飛(于楚眾 攝)

       

        魯曉陽原來班上有個學生叫樊文天,剛進校時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的職高生,低著頭,不跟人交流,讓他看書,他說“頭大”。從課堂上獲得一點成就感后,就開始問“為什么”。他在沙發里置入傳感器,受重量觸發后,會自動啟動內置空氣凈化器,做成“會呼吸的沙發”;把電壓升到10萬伏,在空氣中拉電弧,將音頻信號載入電弧,做成“會唱歌的閃電”。樊文天后來憑借“會唱歌的閃電”,在“全國職業學校創新創效創業大賽”里拿了個特等獎,于是整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了。他后來考上浙江省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作為“優秀畢業生”畢業,被浙大中控破格錄用。

       

        職校生中考分數不高,最常見的現象是偏科嚴重。因為成績差,很多孩子在小學、初中被打壓了9年,自信心早就被打壓殆盡,其中很多人更是“過早地放棄了”。魯曉陽班上原來有個胖乎乎的男孩子,不到1.6米,進校的時候成績全班倒數,“自我放棄”寫在臉上。“這種小朋友罵是沒用的,本來就沒信心,再罵他,更沒信心,更對著干。那咋辦?帶他去玩。”魯曉陽挺得意的玩法是無線電測向運動(又稱無線電獵狐運動),在曠野、山丘等地方,通過無線電測向機,定位事先隱藏的多個電臺,誰最快找到最多誰就獲勝。

       

        男孩子當然愛在山野里跑,“找到一個電臺,開心一下,又找到一個,又開心一下”。那個胖乎乎的男生后來還參加了這個項目的亞錦賽,回來后跟魯老師講:“我就是滾得慢了一點。”比賽中有段路程是個陡坡,他膽子不夠大,往下滾的時候縮手縮腳,最后就輸在這段滾坡上,以1秒之差敗給一位日本選手,拿到亞軍。“老師,以后你多跟我說‘滾’,我就滾得快了。”職校里男老師與男學生之間的日常交往是會用到“滾”這個字眼的,這實際是師生關系親近輕松的一個注腳。

       

       

      杭州市中策職業學校機械班的學生在上實踐課(于楚眾 攝)

       

        魯曉陽的很多學生通過這些方式,逐漸擺脫了過去成績差而導致的消極狀態。越是看到這樣的孩子獲得成就,魯曉陽就越是感到遺憾。同一個理論,他去普高講,兩節課講會,在中策,他得講6節課。好的生源,理所當然去了普高。他就會想,要是職高里也有這樣學習能力強的好生源,他還可以培養出更厲害的學生。缺乏理論基礎,實際上使這些手上有技術的孩子無法走得更遠。

       

        某種程度上來講,職校在做的是“兜底”教育,接受那些所謂的差生,高分的孩子因為感興趣而自愿到職校來的非常少,即便有,也會被家長阻攔。中策2018年招第一屆電氣“中本班”時,錄取了一個555分(滿分600分)的孩子。這個分數能上杭州排名第二的學軍中學。副校長潘利荷說她總共接到孩子家長打來的十多個電話。這位媽媽向她解釋,他們家是溫州人,兩口子平時忙于生意,孩子放在杭州一所民辦初中,每天上學都會路過中策,因此對學校有印象?蛇@畢竟是555分的好苗子,家長向潘利荷求饒,不要錄取。后來這孩子沒出現在中策校園。

       

       

       

        “中本班”這條路

       

       

       

       

        這些年,浙江省的中職學校生源有了變化。2018年開始,全省推出“中本班”,即“中職本科7年一貫制”,也稱“3+4”,3年職高+4年本科。不同于“無處可去的學生”,讀中本班的孩子,一半以上能讀重點中學,職高是學生和家長深思熟慮后的一種選擇。

       

        杭州市人民職校(以下簡稱“人民職校”)的學前教育專業很有名氣。人民職校建校于1957年,1980年開啟職業教育,兩年后,開設幼師職業班。2000年,它與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幼兒師范學院合辦學前教育專業的“3+2”班,很受歡迎。2015年前后,人民職校就開始準備材料,想要將這個班進一步做成“3+4”,因為就業市場早就發出信號,杭州市各區縣的公立幼兒園招聘門檻逐漸升級到了“本科及以上”,F在放眼杭州,可能只有區縣零星的幾所公立幼兒園愿意招大專生。

       

        2018年,“3+4”在中考前一個月落地。這第一屆總共錄取了38人,其中有個孩子叫金洋洋,金華市永康的考生,中考成績573分,能上永康一中這所當地最好的重點高中。但她在拿到人民職校的錄取通知書后,到永康一中辦了退學,她的同學們很受震動。

       

        黃卓穎、金洋洋、何林穎(左起)三人都是杭州市人民職校學前教育業“3+4”班的第一屆學生(于楚眾 攝)

       

        對走職高這條路,洋洋媽媽心里挺堅定。她對應試教育很反感。初三,學校希望大家去補習,說是自愿的。她跟女兒說,如果班上有一半的同學去,那我們就去,結果報名了40多人,那洋洋也只好去。一學期是20個周末的課,一開始沒說收錢,有一天洋洋回來說,這個補習班可能要交4000多塊錢。“我老公掙錢很辛苦,我好心疼那份錢。”第二學期,洋洋就沒再去了,成了班上唯一沒參加周末補習班的學生。

       

        家里條件不好,洋洋媽媽于是“千萬百計地想給女兒找到一條不同的路”,快樂一點的路。她琢磨,人是會自卑的,學會做題,只會考試,就像社會上吐槽的“小鎮做題家”,會在大學里敗下陣來。她很怕孩子也是這樣的。“比如文化課平平無奇,但會滑板車,會唱歌,會彈琴,都是自信的加分項。”她希望洋洋能有一技之長,成為一個自信心比較足的孩子。

       

        此外,洋洋媽媽有個認知,比如學木工、學雕工,都是初中畢業后十五六歲開始學,她認為那是學手藝的黃金時間。洋洋有藝術細胞,喜歡唱歌、跳舞和畫畫,但她們家條件不好,從小也沒給她上過什么興趣班,她就想給洋洋抓住學習藝術的最后時機。“現在看到有這種路,我就很希望讓她走一走。”

       

        中策職業學校的電氣運行與控制專業有一個專業方向是“無人機”。圖為學生由教練帶領在校園里試飛(于楚眾 攝)

       

        洋洋從比較小的時候就對老師這個職業有好感,很早就相中人民職校的學前教育專業,但它當時只有“3+2”,且只在杭州本市招生。她們曾退而求其次,轉向金華本地一所最好的職校,母女倆去這所職校和與它配套的大專學?疾爝^,有點偏遠,校舍也舊,但有鋼琴房、舞蹈室,新的校舍也在修建中。洋洋跟她媽媽說,為了讀學前教育,受苦受累也要去。

       

        洋洋媽媽評估了兩種選擇的優劣。假如去讀重點高中,錯過學手藝的黃金時間不說,那種高考的嚴酷壓力,可能會把孩子壓垮。周圍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她有個親戚的孩子,三歲就認上千個字,家里條件好,給孩子弄了個書房,整個房間滿滿當當都是書,期待很高。孩子初中讀書是很好,考進重點高中,讀到高二就開始抑郁了,后來就退學了。

       

        她們當時還抱有一種“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想法,進重點中學,那洋洋應該是排在比較后面的,在班上平平無奇,假設讀得很郁悶,到時候考大學或許只是個二本,人生會有遺憾的,可能會后悔當時沒選“3+2”。

       

        出于這些考慮,洋洋與媽媽就一心一意地決定去讀職高,盡管周圍的老師、親戚都反對。反對的聲音還挺大,比如班主任跟洋洋說,“那種地方”是學校500名之后的學生去的,絕對不能去那種學校。初三換了一個班主任,也聽說她們家特殊,孩子讀書這么好,要求這么低。開家長會的時候還特地找家長聊天,講到最后說:“這個女兒是不是你親生的?如果這樣選擇的話,她未來要被糟蹋掉的。”家里的親戚也說她們,別人都往高處走,你們怎么往下看,說到這些時都是搖頭的。

       

        今年洋洋已經讀完三年職校,過完這個暑假,就要去浙師大開始中本班的后半段。這個班的家長們最大的感觸是,這條路沒選錯。洋洋的同學何林穎三年前選人民職校,是因為與它合作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師范大學。作為小學歷史老師,何林穎的媽媽本能地覺得這是條捷徑。何林穎的文科強,理科弱,總成績雖然還可以,但一進入高中,偏科的孩子會壓力非常大。“3+4”意味著直升浙師大,幾乎算是另辟蹊徑,避開了那條殘酷的獨木橋。

       

        這個班第一屆是在全省招生,其中臺州招4人,每個區只收1人。何林穎的中考成績距臺州最好的高中差15分,這個成績能上排名第二的重點高中,上一所職校綽綽有余,但她們仍擔心,唯一的名額很可能被人搶走。所以何林穎初中班上的很多同學直到快高中畢業,都不太清楚原來她上了所中職學校。

       

        對于這個中本班,很多人的感覺是“劃算”,連校長金衛東也這樣說。他算了一筆賬,浙江每年30萬高考考生,浙師大錄取分數線在3萬名左右,相當于全省前10%。而杭州市每年參加中考的學生數量約有2.7萬,杭州學生的成績相比其他市要好一點,不說10%,按20%來算,那就是中考前5000名的學生能考上浙師大。前5000名,意味著杭州前三的高中(杭州第二中學、學軍中學、杭州高級中學)之外的學生,未必能考得上。

       

       

       

       

        “中本班”的啟示

       

       

       

        三年前,中本班對浙江省的家長來說,還是個新事物,做出這個選擇,除了現實考量外,也有家長對社會上流行的主流路徑的反思。洋洋班上另一個同學黃卓穎,一開始就認定這個專業。她是寧波慈溪的考生,慈溪人多經商,一般人家經濟條件過得去的,就會給孩子報私立學校。黃卓穎讀的是一所“小學+初中”的9年制學校,學費從小學一年級的1萬多元,漲到九年級的2萬元,現在她弟弟在同一所學校讀七年級,學費馬上升到3萬元。黃卓穎從小上過挺多興趣班,林林總總,有六七樣,她喜歡古箏和拉丁舞,這兩樣學得挺不錯。很多家長給孩子上興趣班是跟風與焦慮,一旦與中考和高考面對面,興趣班都得讓位,技藝最后荒廢了事,只留下幾本證書。但黃卓穎和她媽媽都希望把這些技藝保留下來,學前專業恰好有藝術課。

       

        她們關注學習過程,但很多家長只看最終拿到手的那張文憑。有現成的對比。她家一個親戚的孩子,與黃卓穎同年,小學、初中同校。讀普高后,時有逃課,因為談戀愛受處分,最后考了500多分,能上一所二本學校。二本學校不好嗎?在這位親戚眼里當然不好,她還想多花點錢送孩子到更好的學校去。卓穎媽媽看到周圍親戚朋友給孩子砸錢、一對一補課,有時會想,你們真的了解孩子嗎,還是以為只要花錢就是好?

       

        三年下來,卓穎媽媽非常慶幸當年的選擇。她沒想到,一所職校的校風這么好,老師如此敬業。有天晚上9點半,副校長于偉偉還給卓穎打來電話,講了兩個小時如何修改畢業論文,“10個孩子每人兩小時,不是說裝面子的”。

       

        孩子有一天跟她說,所謂的學習成績不是最重要的,要跟同學和社會都相處好。她了解卓穎,非常要強,即便中本班幾乎是直升,她覺得在班上有個中上水平就可以了,可卓穎總保持第一、第二。一直在應試教育下長大的孩子,到職高讀了兩年,就對社會有了新的理解,這令她感到意外。黃卓穎有個小她4歲的弟弟,正在讀七年級,已面臨中考壓力,進了職校后的黃卓穎經常寬慰弟弟:“沒關系的,哪怕考不好,讀職高,也挺好的。”孩子的這種成長,卓穎媽媽原本的預期是起碼得到大學時候,因為專心刷題上補習班的中學階段,成長是停滯的。職校提前讓孩子接觸到真實社會的一角。

       

        圖片杭州市人民職校校長金衛東,從事職業教育已有33年(于楚眾 攝)

       

        2018年浙江省推行的中本班,中策也有一個,放在電氣專業,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學院,魯曉陽去參觀過,心里認可它是所好學校。中本班的本意是“連貫培養”,可以簡化重復課程,多出來的時間用于培養學生的實踐技能。但在魯曉陽看來,他的這個中本班,多少有點事與愿違。

       

        魯曉陽說,中策的這個中本班身上有一個“緊箍咒”,即考核方是本科院校的浙江科技學院,但它只考核理論,不考核實踐。為什么?“因為一張試卷評價一個人是很輕松的,20分鐘,一旦考核實踐,一個學生可能就需要一天。說白了,本科院校的投入程度,沒有中職的高。”

       

        原本,中本班恰好是魯曉陽心中的理想生源,但是這批學生很快就陷入了理論考試的窠臼。有幾個報名綠色電子社的中本班同學,來了一學期就舍棄了,原因是“沒時間”,要應付上面的考試。每學期考核一次,這種學習邏輯,“跟重點高中沒什么區別”。

       

        對孩子來說,職高與普高最明顯的區別,其實是升學壓力。一旦卸除這個壓力,他們這批本來頭腦就不錯的孩子,未來或許可以作為某個社會調查樣本——比如,以近10年為例,比照1000個孩子,中考成績在500分左右,走職高這條路的和走普高這條路的,看他們后來讀了什么大學,做了什么工作,對生活的滿意度如何。

       

       

       

       

        高升學率

       

       

       

        在杭州,職校的老師都記得,就在幾年前,聽到的要求還是“以就業為導向”,但現在基本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擴招,高職去年、前年連續擴招100萬人。2019年之前,中策有9個5年制班,這意味著,約300人畢業直接升高職,在這個基礎上,還有部分自考升學的,加起來比例是60%左右。到了2019年,這個比例幾乎上升到95%。

       

        201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高職擴招100萬人任務的方案。那是4月底,而高職高考的報名年初就結束了?荚図椖砍苏Z文、數學(各150分),還有專業技能考試,后者分為“技能操作”和“專業理論”兩部分,加起來也是300分,后者也分別在前一年年底與當年4月考完了。即便如此,中策副校長潘利荷記得當時還是極力動員學生考大學,她告訴孩子們:“只有語文、數學兩門課要考,不要有負擔,去考就好了,今年有機會進行學歷提升。”她動員了大概100個學生。到了第二年,這種氣氛才趨于穩定。

       

        在杭州,職高生的升學需求是早于擴招政策的。對杭州的大部分家長來說,孩子高中畢業、十八九歲的時候就去工作,太早了點,他們沒有養家的需求。對他們而言,體面的工作、本科學歷,才是“剛需”。“有哪個家長愿意孩子18歲就去工作,不讀大學,人生會有遺憾的。”另一個問題在于,本地家長并不愿意孩子去干那些所謂的底層工作。

       

        人民職校的中本班在7月1日做了畢業匯報演出,很多家長都到現場觀看。圖為排練時班主任做總結(于楚眾 攝)

       

        人民職校的老師高銳記得,2015年左右就經常有家長說,我們要考學的,我們要讀書的,為什么不讓孩子參加高考。人民職校是所“小而美”的學校,占地只有20多畝,位于市中心,周圍都是居民區,無法擴張。受校舍之限,學校只好通過期末考試成績篩選,通過的學生才能報名職高高考。家長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想讓孩子讀書,學校就得跟他們解釋,“成績沒有過線,那么今后考學也會存在困難”。高職院校擴招后,原來分流一半學生就業的壓力沒有了,學校“掘地三尺”,修出更多教室給學生上課備考。

       

        一年前,高銳曾到貴州省的臺江縣中等職業學校掛職,這也是一所省級重點職業學校。但在這里,她發現,孩子們讀完高中,要去打工了,讀到一半輟學的也有很多,因為家里實在沒有條件支持孩子繼續讀書,甚至有時候孩子這個學期不來,去賺點錢,下個學期又來讀了。這與經濟發達的浙江的確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職業教育做得好的地區,多半也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浙江、江蘇和山東都在此列,貴州的孩子職高畢業后要工作,多數時候也會流向這些經濟發達的省份。

       

        我們采訪的杭州市人民職校、中策職業學校和開元商貿職業學校都表示,在杭州,孩子們現在基本都升學了。在這之前,職校畢業生能否找到好工作,是判斷一所職校優秀與否的重要標準,好的職校通常會與多家企業建立“企教融合”,常見做法是職校與企業成立一個非實體但聯系緊密的集團。開元職校的校長鄭效其說,他們學校所在的集團里有30多家企業,他們每年只有5%的畢業生會就業,“那我就對不起這些企業,每年只能輸送這么點人”。

       

       

        杭州西湖游船有限公司2001年與中策簽訂合作協議,每次招聘都拿出20%的配額給該校的畢業生。到今天,公司員工500多人,其中有140人畢業于中策,占了近三分之一。“要去西湖游船,先上中策職校。”民間流行的這個說法,本來是中策挺自豪的一件事。顧天翔在西湖游船公司負責人事招聘,他說,他們公司面向社會招聘時,學歷要求是“大專及以上”,但是給中策的名額一直以來都是職高畢業即可(前提是在該公司實習過)。沒想到這幾年趨勢在變,學生們都走向升學,這20%的配額竟然面臨招不滿的現實。

       

        杭州的中等職業教育雖然發展得不錯,但在金衛東看來,那也只是“一個孩子長大了一點”,還沒有成長到可以抵抗外力的程度。這里的從業者都認為,職業教育依然很脆弱?贪逵∠蠊倘皇抢_,最叫人不安的還是政策變化。2020年9月27日,國家教育部下發的文件當中就有一條指出,要“逐步取消中本一體化”。那么,金洋洋她們上的這個班,還能辦幾屆?誰都沒有底。

       

        金衛東還得到一個數據,2021年的高職高考中,來自學前教育專業的中職學生比去年多了1000人。這個數字去年是2000出頭,今年躍至3000人,這說明浙江省的中職學校正在一窩蜂辦學前教育專業。金衛東回憶,2017年11月,北京發生“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之后教育界都在討論,學前教育質量必須提升。一窩蜂跟風開辦新專業,也是中等職校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杭州市而言,教育局一直對中職的專業開設有整體統籌,比如學前教育,原則上就只有人民職校開辦。

       

        在高職擴招、大學推廣應用型本科的趨勢之下,中等職校如何發展也有很多不確定性。金衛東說:“只有升學體系走通,家長才會認識到,職校是有利于學生成長的。因為人是不一樣的,人真的是不一樣的,干嗎都走一條路,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才是對的,F在的認知是,好成績在那邊(重高、普高),不行的再走這邊(職高)。真正做職業教育的意思是,哪一天喜歡學前教育的孩子,能考到北師大,甚至職高這條路能通到清華,那就對了。”

       
      責任編輯: 任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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